"我梦入小学,自谓总角时",从苏轼的词看宋代的学校启蒙教育

来源:互联网 阅读:- 2020-10-09 09:28:59
"我梦入小学,自谓总角时",从苏轼的词看宋代的学校启蒙教育

宋代是我国古代社会上是一个多姿多彩的时代。当时的商品经济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人口占到全球的六分之一。科技发展也进入到了一个黄金时期,实质上已经超越了大唐盛世。

四大发明在宋代得到全面应用和广泛推广,经济的发展、技术的更新。各阶层人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不仅丰富多彩,更加活跃。这些新气象也为思想领域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思想领域的繁荣发展必定离不开人文的教育,人文的教育离不开师道。宋代的学校教育尤其是启蒙教育凸显了根基的重要。

"我梦入小学,自谓总角时"这首词出自苏轼的《和陶饮酒二十首》,苏轼在他的《东坡记》里也有过这样的描述,我从八岁入学,道士张易简是我的老师。

可见苏轼自小就开始进入学校学习,在宋代叫做蒙学。

"我梦入小学,自谓总角时",从苏轼的词看宋代的学校启蒙教育

一、宋代蒙学教育分为三种形式

宋代的蒙学教育机构有官办的和私立两种,其中政府办的蒙学又可以分为三种。一是设在宫廷内的宗学,二是国子监小学,三是地方州县小学。

政府办的蒙学在年龄上是八岁到十四岁之间的孩童入学拜师。地方州府上的小学只要十岁以上便可就读。

此外,中央有负责皇子教育的资善堂小学、东宫小学、内小学,还有针对宗亲贵族子弟的宗学小学和诸王公小学这些皇宫贵族学校。

家学教育中很多儿童更是自懂事起就开始接受教育,四、五岁已能有一定的文化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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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代蒙学教育的发展得益于当时群星璀璨的儒家、理家

宋代儒家士人把学校的兴衰视为政之基,甚至将其提高到关乎国家兴亡的高度。朱熹、欧阳修、苏轼、黄庭坚这些著名人物皆出自于宋代。

欧阳修说过,学校是政治的根本,国家兴盛衰亡看学校的教育,学校兴国家兴,学校废则国家亡。

更指出五胡乱华这个例子,是由于学校只是一个框架,框架里没有任何填充在里面,所以没有发展起来,没有培育出人才导致的。范仲淹更是引用儒家经典来阐述学校的重要性。

众多儒者虽侧重点不同,但均一致表现出对于发展教育、兴办学校的重视。

学校教育在系统地陶铸人才,宣传和继承儒家传统文化,营造学术氛围以及改善教化风俗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儒者们的言论中得到大量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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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礼乐文化作为古代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美化社会风俗的根本保证,通过系统的教育,使更多的人谙熟礼仪之道,方能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三、宋代蒙学学的内容

宋代的蒙学的教材根据内容大致分为基本的识字教学类,如《三字经》、《百家姓》等; 崇尚伦理道德的如《蒙学训》、《少仪外传》等。

史学类,像《叙古千文》、《史学提要》等; 诗歌教学类,如《训蒙诗》、《小学诗礼》等。

宋代蒙学教育的基本内容包括,初步的道德行为训练和基本的文化知识技能。此外,童子科的考试内容对蒙学教育也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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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童子科的考试内容和标准虽几经变化,但都未超出经、史、诗赋的范围,基本的儒家经典、诗赋均成为蒙学教育的重点内容。比如《孝经》、《语》、《孟》等待这些儒家经典。

《孝经》、《论语》是最基础的经书,很多孩童从可以说话就开始学习。其次对于史书的学习也十分普遍,苏轼曾指出多学习史书,对孩子是有益的,像阅读史传是每个孩童自说话起就会的。

四、科举考试和蒙学教育之间的联系

科举考试对蒙学教育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求学热情和内容导向方面,宋代神童大量出现的教育成果,更说明了人才选拔对于人才培养的拉动作用。

宋代除了童子科中选拔出的一批学历超群的儿童之外,还出现了大量掌握各种知识或具有特殊能力的神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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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儿童很小的年纪,便可以日诵千言,各种玄奥的儒家经书,不仅可以熟练诵出,而且能够达到一定深度的理解甚至可以在生活中应用。

钱勰五岁就可以朗诵一千句诗词,张昭七岁就能背诵古乐府、咏史诗,还没成年就可以背诵《九经》。

这两个人或许不熟悉,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五岁时可以背诵五经了。

更有很多儿童不仅仅可以诵读经书,还能够体会甚至践行其中的内容,自幼即以儒家经典中的标准要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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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七岁的时候说起话来和大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给大人讲道理得到大人们的称赞。

黄庭坚在七、八岁时,作《牧童诗》:"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陇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弄尽不如君。"

年幼的作者竟然将逍遥自在的牧童与追名逐利的政客对比,表达出厌弃官场、向往自由的意向。

七八岁的儿童发出对名利之累的感叹,也不能不令人感到惊讶。这样的神通在宋代数不胜数,这还仅仅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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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神童现象之普遍、造诣之深厚,及其表现出的才华、见地、成熟、老到等无不令人叹服。

虽然神童并非宋代独有,但是直到宋代其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大,以至于成为一个社会现象,究其原因已不能仅仅用个人的禀赋聪慧来解释,这离不开当时浓厚的文化氛围和对蒙学教育的重视及实施。

更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在学术底蕴深厚的士人家庭有神童出现,出身贫困而又取得非凡成就的儿童,也并非少数。

神童广泛出现除了得益于宋代欣欣向荣的文化教育氛围、官、私学校和社会教育的繁荣发展、经济发展带来有力的物质保障以及印刷业和藏书的兴盛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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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度的发达使得读书应举成为可靠的上升方式,各阶层的人民趋之若鹜。另外宋代童子科的发展以及官立小学的升迁制度。

除了培养选拔出一批优异的儿童、显示了统治阶层对于蒙学教育的重视之外,更是将蒙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纳入科举的轨道,从而强化了科举带来的价值观念的刺激作用,使得宋代蒙学教育的热情高涨。

教育内容也因科举考试的导向而深化,导致大量知识积累和才华与年龄不符的神童。

宋代的神童现象充分反映了当时蒙学教育所取得的成就,繁荣且独具一格的蒙学教育为宋代社会培养了大量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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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神童在成年之后成为有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但是这种过于功利、超越儿童承受能力的培养方式,也必然带来很多消极的影响。

宋代蒙学教育在中国古代蒙学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经过儒家、法家等大思想家的传导,宋代的蒙学教育形成了整套的教育体系。

当时众多儒家士人尤其是理学家们在广泛民众和上层社会上的传播,树立了蒙学教育的重要性及教育理论得到论证;蒙学教材大量出现且表现出多样化、专门化的发展趋势。

宋代社会是对文治政策的施行最大化的王朝,重文轻武是整个宋代的一大鲜明特点,再加上儒学思想的繁荣发展,使得士大夫官宦阶层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大大提高。

才有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他们应对长期战乱后统一国家兴建、发展的需要,格外重视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在培养人才、儒雅风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纷纷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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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使得各级蒙学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兴建发展起来。同时,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士庶界限逐渐消逝,至宋代出现了文化、教育及礼制下移的现象。

蒙学教育也得以突破阶层限制,在更加广泛的社会范围内发展,更多儿童获得接受启蒙教育的机会。

宋代学校教育的任务一方面是为了培养治国人才,另一方面是为了教化民众,统一民众的意识形态。宋代不仅重视文化知识的培养,更注重伦理道德的灌输。宋代的治安可以说在整个中国封建王朝里是最好的一代。

夜不闭户、日不带武已然成为每个地区的常态,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上也能看出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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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古今中外,师者都在讲"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说明了教学方法的重要性,这在今天的学校教育中也是不可亵渎的。

宋代蒙学讲究夯实基础,培养良好的学习行为习惯,根据学生的身心特点因势利导,重视学生的学习兴趣的培养。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灵活运用教学方法达到教学目的,而不仅仅是传教式的灌输,更没有流水式的传道受业。

宋代从蒙学教育就谨遵德、智、体、美、劳全面自由发展,所以出现了许多大家。这些都值得当今现代教育一个学习和借鉴的。

参考文献:

《宋史》

《续资治通鉴长编》

《朱子全书》

文/李清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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